流亡的悲哀
流亡，不是西藏人的選擇，而是西藏民族深沉的悲哀。
1959年西藏子民隨達賴喇嘛尊者出走雪域，遠離家園，流亡到印度。離鄉背井遭逢苦難的流亡藏人，打不開深鎖的眉頭，回不去青綠的草原，死心塌地跟隨著心中的觀世音菩薩：達賴喇嘛尊者，過起流亡者暫居印度的生活。
不同於很多流亡者在庇護國落地生根進而加入所在國國籍的情形，流亡藏人流亡國外雖已達半世紀，但暫居南亞的十餘萬流亡藏人始終保持難民的身份，拒絕加入所在國的國籍，因為流亡藏人念茲在茲的是：有一天要回家，回到雪域家園，親吻家鄉青草的芬芳。
流亡藏人與薩伊德
難民身份的流亡藏人在世界各地的流離與思念家鄉，其人地不宜，與國際學者薩伊德的格格不入有相似的描述。薩伊德指出：
流亡是最悲慘的命運之一。在古代，流放是特別可怖的懲罰，因為不只意味著遠離家庭和熟悉的地方，多年漫無目的的遊盪，而且意味著成為永遠的流浪人，永遠離鄉背井，一直與環境衝突，對於過去難以釋懷，對於現在和未來滿懷悲苦。
流亡藏人與薩伊德，二者盡是流亡者的悲哀。流亡藏人和薩伊德永遠的離鄉背井，如出一轍。流亡的世界，不論思鄉錯置在何處，總有未竟之事，處遇真艱難。
薩伊德有流離者親身的體驗，他自我察覺到流亡者的流亡不定、局外人邊緣化的處境，以及所謂的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對他而言具有不能忍受的具體感，因為那是特殊的經驗和生命的形式。而他富裕的生活，使他有為他的族人代言的補償心理。他在自傳中提及「我已學會偏愛不要那麼處處人地皆宜，寧取格格不入。」有著和流亡藏人相同的堅持。不少流亡藏人思及留在境內的藏人同胞為了民族的生存而失去了生命與自由，自己卻在流亡相對安全的環境中苟活著，也有著為藏族人彌補的心態，於是更要為西藏民族努力工作，致力保存西藏傳統根本及宗教文化。
薩伊德以知識份子一己之力，在學術界掀起後殖民主義巴勒斯坦風潮，使學術圈說到流亡，自然就會聯想到薩伊德。他寫書出相片集致力扭轉世人對巴勒斯坦是恐怖份子的刻板印象，使人明白巴勒斯坦也有小人物，他們的生活過的是和你我一樣平民百姓的日子。薩伊德還付諸實踐行動涉入，試圖站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兩邊不同的觀點論述行事，是很棒的知識份子！
如果流亡西藏的知識份子能夠在生活與學術間游刃有餘，在流亡中進而致力於書寫有關西藏各種學術作品或普羅大眾文章，讓世人由各個層面來認識流亡西藏的真相，成為流亡西藏的薩伊德，該有多好！
流亡西藏與以色列
細數古今中外歷史，檢視世界地圖，尋找與西藏流亡相似的身影，非以色列莫屬。以色列與西藏，都是人口不多的小民族，約只有六百萬。都有屬於自己本民族獨特的宗教，以色列有猶太教，西藏有藏傳佛教。二者和歐美基督教、中東伊斯蘭教、印度教、中國儒道等一樣在世界各佔一席之地。以色列與西藏兩個民族奠基在宗教文化上，因而產出圓滿智慧；都有流亡中的傑出人才，舉世聞名，以色列有很多的世界級偉人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西藏也有達賴喇嘛尊者是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以色列與西藏，雖然都是在流亡中傳承宗教文化力求民族生存。但是，二者的流亡也有差異。其中不同的是，以色列千年以前亡國、流亡、然後直接復國；而西藏則是自1959年開始流亡，至今仍在流亡中為民族求生存而奮鬥。西藏的流亡政府，不是傀儡政府，法理法脈未斷，以色列則是無流亡政府，直接復國。
以色列流亡的處境比西藏慘，以色列在流亡中，雖然仍保留猶太教的信仰，希伯來語語言卻曾一度失傳；在封閉弱肉強食的中世紀，以色列境內實已被滅族，爾後才復國。現今資訊傳播迅速，世界是地球村，世界大事無法一手遮天，西藏在流亡中是世人所眾所矚目的。以色列與西藏，不同的流亡處境，異中有同，相同的是擔憂民族走向滅絕一途。目前雖然在西藏境內外上，仍保有宗教文化語言文字，但是在中國的策略與政策下，西藏境內語言文字其實正在削弱中，有以色列昔日的前車之鑑，曾經一度失去語言文字，曾經一度失去文化，西藏境內語言文字的保存令人憂心。
以色列與西藏，相同的是牽動國際局勢脈動，還有流亡造成的困境與勇氣。猶太人和西藏，兩個民族在強敵征服下，皆是依靠獨特的宗教來維持民族的認同和生存。猶太人依靠猶太教歷千年而不滅，終於復國。藏傳佛教經歷半個世紀的摧殘，卻反而向世界傳播，影響更甚，也表現出強勁的生命力。
以色列人民以聰明智慧在世界各地各領域成為優秀的菁英，尤其有不少成功的商人與企業家，培植了豐沛的經濟後盾，一旦以色列需要，以色列人民紛紛立即歸隊。西藏流亡者相較之下欠缺現代經商賺錢企業經營的能力與經驗，至今仍未培養出中小企業家或紅頂商人經濟蓬勃的局面，流亡初期甚至連流亡政府也是接連投資失利。當然寄居印度有其難民經營事業的限制，但是，若能絕處逢生，便可以為流亡藏人創造更多有意義的工作機會。也許這一點需要藉助國際友人企業家的協助，流亡藏人需要成功的企業經驗。
掙扎在文化接觸的三角關係中
自1959年以來，在流亡的過程中，西藏和不同族群有不同的接觸，不同族群之間文化接觸與學習，因對文化接受情形不同而有不同的關係。
流亡西藏，所信仰的藏傳佛教教導慈悲與智慧，去除我執學習寬恕，趨近多元文化主義，接納差異包容並存避免二元的對立。昔有五世達賴喇嘛，親自撥地給拉薩清真寺，佛教立國的西藏從不曾以強制的手段消滅原始苯教。今有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為六四天安門事件發聲，譴責中國軍隊殘暴對待天安門廣場上的中國年輕人。抱持流亡到印度、民族與宗教文化在流亡中求生存的觀點看待境外的流亡西藏時，面對中國的同化、印度及西方的涵化，仍全力以赴求取維護民族和宗教傳承，以維持文化特色，正是多元文化主義的堅持者。
在流亡西藏社會與學校教育裡，濡化一直在進行中。雖然流亡社會中，一般藏人儘量和印度人互不來往，但在印度電視等媒介影響下，年輕人及青少年不可避免會有文化擴散和涵化的影響。流亡西藏，受中國的同化而出走，印度的涵化、流亡西藏的濡化，因此引申出文化接觸的三角關係。
中國從被列強瓜分的歷史走出，轉而征服西藏。自1956年中共政府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開始，中共政府和藏人間的衝突就一直沒有停止過。五十年代末，整個西藏嚴重的流血衝突造成幾十萬藏人喪生或入獄，八萬多名藏人流亡國外，相關史料如臺灣學者林照真的《喇嘛殺人》、流亡藏人達瓦才仁的《血祭雪域》等都有記載。流亡在境外的藏人則成立西藏流亡政府，始終堅持重獲自由的信念。藏人游擊隊也在西藏邊界試圖反抗中國，直到中美建交以後才停止。
文革期間，西藏拉薩以西的曲水和拉薩以東的邊壩等縣都發生藏人大規模的反抗活動，唯色的部落格「看不見的西藏」（http://woeser.middle-way.net/）和著作《西藏記憶》的相關文章也有紀錄。到八十年代末，藏人連續不斷的抗議活動迫使中國政府對拉薩施行軍事戒嚴管制。其後，西藏民主與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每年的人權報告中，詳細披露了中國政府對西藏人的逮捕和判刑一直沒有停過，最終導致2008年整個西藏境內大規模的抗議活動，相關的內容在唯色的著作《鼠年雪獅吼---2008年西藏事件大事記》中有著詳細的記載。
中國政府和流亡西藏的觀點大不同。用中國漢人族群中心主義的觀點衡量西藏，期望西藏接受進步，一切改革是為西藏求進步，中國政府的觀點認為，近年來的達賴集團是以「上學免學費、包吃包住包穿」為條件，引誘青少年出境，對青少年進行重點滲透，有所圖謀，還特別制訂共產黨員國家公職人員送子女到境外達賴集團所辦學校上學的紀律處分規定。但是流亡西藏抱持被迫流亡的觀點看待西藏境內時，認為中國是漢人的同化主義者，以救貧為由企圖強逼西藏，西藏境內學校教育以中國漢化為主流文化，強要同化西藏硬把西藏文化連根拔除。這樣中藏二者之間的認知與詮釋當然有誤差，而且是差很大。因此流亡藏人視之為霸權強暴，想要掙脫文化霸權的拔根，所以抗暴不窮。
中國與西藏的關係是權力的象徵，以中國文化統治西藏文化，是為文化霸權。中國強勢的文化宰制，使得留在西藏境內的六百萬西藏人必須接受中國漢化教育、說中國話、看中國書，因此也有部分被文化征服的境內西藏人進而貶抑西藏文化，認同中國的文化。但西藏境內六百萬藏人尚未全數完全被中國文化征服，部分藏人覺醒後流亡印度，重新定位尋找自己的位置，找回自己的西藏民族文化認同。在西藏境外與世界交流，見識到世界各地外國人對藏傳佛教的視為珍寶，並體認到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西藏境內已經沒有生存的空間，要到流亡社會尋求生存和延續，於是更致力保存西藏宗教文化，並藉著教育在流亡中尋求保存延續和傳承西藏的民族與宗教文化。
流亡西藏面臨中國的強力同化，西藏民族主義喚醒具有相同歷史相同宗教文化相同語言的西藏人民起而反抗，五十年來積極保存傳統宗教文化，避免被滅族。達賴喇嘛尊者堅持在中國文化霸權下，帶領處於相對弱勢的流亡西藏，走中間道路，在政治上只求自治不要獨立或分離，在中國的框架下，求取西藏民族生存的空間，希冀保有西藏的語言文字，保存西藏的宗教文化。流亡西藏，不想被滅族，力求在世上不被拔根滅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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