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我們有了一些變化。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被稱為噶丹頗章」的達賴喇嘛之拉章掌握了西藏的政權,至今已近四百年,不過,這一切遲早需要做出變革是毫無疑問的。

我在西藏時,大約十三、十四歲時對這一點就有所觀察,當時,由於所有的權力都掌握在司政及其下屬的噶廈、大秘書長和財政總長(孜本)的手中,有時就覺得因官官相護偏袒,一般百姓淪落到了無依無怙的處境。我的這些信息來源是負責打掃衛生的鄉下人或老兵等,由於他們無所求,因此問他們坊間有何說法時,他們總是知無不言,會說在上位王者行事不公,某某喇嘛行為不端、某某大臣(噶倫)如何如何不好等。而如果問那些公務員,則除了說一些場面話而外不會誠實地告訴你,他們有疑慮。因此,我的信息來源是那些打掃衛生的人,在學習的閒餘時間,我會和他們一起喝茶,一起玩耍。

總之,所有權力都掌握在一兩個人手中的這種制度運作方式是有問題的。到我十六歲親政時,於公元1954年成立了社會改革辦公室,是希望以改革的名義改造社會,主要由阿沛負責,對差役、運輸、賦稅和債務等問題進行一系列的改革,但都難以盡如人意;而對政府、貴族和寺院的土地逐步進行改革的意願也無法實施。因為當時在拉薩的中共當局意識到如果由西藏政府進行改革,其結果必然是符合西藏實際的改革,如此則會對中共在西藏推行中國式的改革形成障礙,西藏人會說我們已經進行了改革,你們共產黨的改革已經沒有必要。因此,中方以各種方式直接或間接地進行阻撓,我們的計畫也因而未能得到實踐。

1954年我到中國、以及1956年我到印度紀念佛陀涅槃時,西藏開始出現動亂,1957—1958年安多地區也開始反抗,然後蔓延到現所謂的西藏自治區境內,最後終於導致1959年的結局。

        1956年,我還成立了一個訴訟的司法部門,所以成立這個部門,就像很多地方的司法是獨立的一樣,需要一個提起訴訟時不必經噶廈或譯倉的審判機構,負責這個部門的是宇拓。宇拓一般被認為是比較公正的人。他被任命主管司法後,做得很漂亮。有一次,一位訴訟者跑到宇拓家中給他送禮物賄賂,宇拓讓來人把東西放下,叫他明天來辦公室。次日,宇拓將禮物拿到辦公室,到上班時間叫來行賄者,對他說:「昨天你為案件而送給我的這個禮物,我是絕不會接受的,案件在查明真假善惡後,會據此做出判決,而不會看禮物做出決定,你把這些禮物拿回去吧。結果那個人羞愧地離開了。司法部門剛成立,主管的宇拓公正透明的說法便不脛而走,很多人都甚是高興。

        其後就發生了1959年的事情,當年的四月,我們抵達印度,大約是1960年初,在菩提迦耶召開會議,有各大寺堪布等負責人、政府公務員和三區人民等參加,成立人民議會就是從這次會議開始的。而其他政府部門的新制早在1959年剛到木蘇里時便已更改施行,把以前由噶廈、孜康和譯倉的業務做出劃分後,成立了教育部、內政部和宗教文化部,對幾個噶倫也相應地做了分工。而選舉產生的議會議員也被編列到上述各部門內共同負責,如此這般地我們開始走上了民主的道路。

        1963年,我們公布了未來西藏憲法草案,其中的一個條款規定:「在必要時,經議會多數通過,可以改變達賴喇嘛的職權。當時有很多人提意見說這樣不行。總之,民主化在西藏萌芽,流亡印度後持續發展……

        11年前,確定首席部長不需要經過我的提名,而是由人民直接選舉產生。當時也有一些人憂心忡忡,我就說不會有任何問題。選舉產生的第一任首席部長是顙東仁波切,他前後當選兩任,總共十年的時間,期間我常說我的狀態是半退休,所有重大問題都是由顙東仁波切自行做出決斷,而不是由我決定。當然,我會提出一些建議和意見。就這樣,我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十年過去,到了去年,不論是領導人的選舉和投票,我看人民都是非常的重視,而且新產生的三名候選人也是兩個老一代,一個新時代的年輕候選人,覺得非常好,很適宜。洛桑森格在印度出生和成長,其現代教育的基礎是在印度的藏人學校完成,然後去德里學習,再去世界著名的美國哈佛大學法律系學習,並在該校工作多年,在現代知識方面可謂是頂尖的;他也成了候選人。我當時覺得三名候選人中不論誰當選都是很好的,最後是洛桑森格高票當選,我覺得非常好,而且也決定將我的半退休轉變成完全的退休。這也不僅僅是我個人的問題,還涉及到從五世達賴喇嘛開始噶丹頗章領導西藏政教的職責也要停止,噶丹頗章不再擔負西藏的政治責任。像第二世、第三世、第四世達賴喇嘛時期,噶丹頗章被稱為哲蚌寺的噶丹頗章,是一個拉章,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在歷輩達賴喇嘛中,第一世達賴喇嘛格登珠巴在札什倫布寺,從格登嘉措開始到第三世達賴喇嘛都是哲蚌寺的,第五世達賴喇嘛起初也是作為哲蚌寺的喇嘛。

        因此,由達賴喇嘛終結噶丹頗章的政治責任,讓這一具有近四百年歷史的政權組織歡歡喜喜、自覺主動而又榮光地結束了自己的使命。當時,雖然議會中有人提出不能這樣做的意見或要求,但我已經做出了決斷。無論如何,這種變革是一定要做的,時間早晚而已。

        除了與世界一樣要推行正確的民主制度,即便從面對中國挑戰的角度而言,如果我們真誠地展現出放棄舊習俗、走上順應現代文明的民主道路,則國際社會也會認同我們的正義,並會給予更多的支持。總之,我是基於對各種因素的慎重考量而做出這一最終的決定。

        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我終結噶丹頗章對政治權力的掌握,絕不是因為對西藏事業心灰意冷,或看不到西藏事業的前途而退縮放棄。是基於很多的必要性而決定停止達賴喇嘛的政治權責,故做出這一說明。

        另外,想順便說明的是,當時,在我們藏人當中,青年會和一些個人宣稱:「西藏政府已被撤銷」「現在已經沒有西藏政府了等,做出種種誤導喧囂,我當時就曾做出了澄清。我們所謂的西藏噶丹頗章政府,是一個與達賴喇嘛的拉章有關的概念,在西藏噶丹頗章雄這個概念中,藏文的含意並不僅僅是政權或英文government的意思,藏文中的」可以用在指稱府邸「」、寺院「」、扎倉「」,甚至可以稱河中央為「」,「」在藏文中的含意非常廣泛。我們從一開始就並沒有使用英文「政府」的概念含意。顙東仁波切擔任首席部長時的六、七年前,我們在德里召開一個記者會,當時有一個支持西藏的記者,他在介紹顙東仁波切的時,用英文說是「流亡政府的總理」,當時我直接澄清說:「我們一般稱為流亡組織的領導人,而不稱流亡政府和總理。」

        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例如,公元19594月大概是第三週,我在木蘇里,當尼赫魯總理到木蘇里視察的同時,主要是來看我,當時,我們曾有機會長談。期間,我談到1956年,我到印度時我們曾多次會面,我跟他訴說了許多西藏的苦樂與困境,他卻勸我返回西藏,他說與其留在印度想辦法,還不如返回西藏,依據《十七條協議》爭取應有的權益。我因此返回西藏,並實踐了尼赫魯總理的主張。1959年我又不得不意外地離開諾布林卡,流亡到印度。

        我把所有這些都像總結一樣地說給他聽。我談到我於317晚離開拉薩,兩天後拉薩發生慘酷血腥的鎮壓,中國軍隊占領拉薩並拘捕了絕大部分的公務員,政府各部門已經無法行使正常的職能,我們得知這些情況後,在抵達聶的玉嘉隆孜時,由蘇康宣布噶丹頗章政府移都隆孜的公告。這時,尼赫魯總理就說:我們無法承認你們所說的政府。

        其後的1959620,在木蘇里舉行了第一次記者招待會,之前雖曾通過第三者向記者會發布了一個新聞稿,但我自己並未與記者見面。那是第一次直接與記者會面,當時有一個記者問我:「西藏政府在哪裡?」我回答說:「達賴喇嘛和達賴喇嘛的噶廈及其噶倫們⑥在哪裡,西藏人民就會承認西藏政府也在哪裡。」兩天後,在首都德里,印度中央國防部的一名官員特別發布新聞說並沒有所謂的西藏政府。因此,對那些不合宜的事情,我們一昧堅持是不會好的。就實際而言,印度政府對我們藏人的支持和認知是非常的好,而我們需要的是實質的權益,追求那些冠冕堂皇的名稱是沒有必要的。因此,我們稱之為藏人行政中央。

        同樣地,大約在七、八十年代,內政部和衛生部給印度相關政府部門的信函中,使用了Department這個詞,當時的印度有關部門就說,請不要使用Department,如果使用這個概念,我們不知道該如何回覆。因此,我們從一開始就在藏文中使用「西藏噶丹頗章政府」,沒有任何問題。我們在英文中也從來不稱自己為流亡政府。然而當去年我們做出變革時,「西藏噶丹頗章政府」中的「噶丹頗章」要收回取消,只剩下「西藏政府」這個概念,對此我們就要慎重考慮。

        當說到「西藏噶丹頗章政府」時,有些像是一個喇嘛的組織機構,當「噶丹頗章」這個詞收回後,剩下的「西藏政府」就成了純粹的流亡政府,我提出意見說對此一定要小心。議會因此就停止使用「西藏政府」這個概念的問題多次進行了討論,由此引發出西藏政府「被取消」或「被消滅了」等流言蜚語。當時我感到些許的遺憾。所以感到遺憾,是因為從十六歲到七十六歲為止,在長達六十餘年裡,是我主政西藏政府,期間經歷許多艱難,左攙右扶地延續了其命脈。這樣的一個人,在付出六十多年的心血辛勞後,難道還會將其「取消」?猶如父母在含辛茹苦地養育孩子六十年後,竟然還會放棄嗎?這實則是信任與否的問題,如果信任我,則可能會覺得達賴喇嘛取消這幾個字,應該有其意義或必要性;而沒有這樣的認知,甚至至今仍在不斷地講說:「達賴喇嘛已經把西藏政府取消」,「我們在印度已經沒有政府」,「現在我們可以倚賴的唯有西藏境內人民」等,我確實感到些許的遺憾。從十六歲奮鬥到七十八歲,不說我好也就罷了,竟然發表這些很奇怪的言論,也許這樣說是出於無知,那沒有什麼;但也似乎是刻意藉機借題發揮,製造事端。如果對最近流傳的這些言論不予警惕,則至今為止團結一致的十五萬餘流亡藏人,很可能就會逐漸潰爛四溢!對此,大家一定要慎思之!

        我雖然已經請辭而沒有責任,但作為一個擔負責任直至七十六歲的人,在退休後,如發現有不當之處,做為一名西藏公民,還是有權利為西藏的公眾事業發表自己的看法。因此,你們拉達克人民、尤其是學生們,要了解事情各個方面的真相,這是非常重要的,也因此,我今天在這裡對你們做了比較詳細的闡述,在座人等要了解這一點。同時,與會的還有一些喇嘛僧侶,你們也要了解這些事情。

        說到獨立,正如我在前面講到的那樣,如果讓任何一個西藏人在跟殘酷凌虐自己的人「一起過」,或與其「分開過」這兩者中做出選擇,他一定會選擇分開過,肯定不會有人願意跟凌虐自己的人一起過日子。但現實並不是這樣,面對西藏境內極為嚴峻的情勢,首要要考慮的應是我們西藏民族的生存,還有宗教和文化的生存。

        公元2010年,我在達蘭薩拉跟西藏青年會的常委、以及一些中間道路講習班的主辦者一起見面,當時我半開玩笑地說:「你們青年會這邊主張獨立,這是我們西藏人的權利;而你們另一邊的人主張中間道路,那麼你們相互打個架怎麼樣。」然後我就說:你們兩方面講的都是西藏民族的整體利益,青年會主張獨立是我們的權利;而主張中間道路,也是基於我們西藏民族和宗教文化處於存亡絕續的嚴峻現實,為了改變和拯救這一趨勢而提出的主張;兩者都是基於西藏的政教利益,因此並沒有任何實質的衝突。

        我說:主張獨立是我們的權利,在國民黨時期,中國的文獻中就記載說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實際並非如此;我們西藏民族具有極為獨特的文化,在法王赤熱巴巾時代曾與中國的皇帝簽訂過和約,和約內容刻石立碑,分別豎立在西藏的首都拉薩、中國的首都長安以及雙方的邊界古格乜日,和約內容有中文的,很多年以前被翻譯成藏文後由新華社出版發行,其中,中文寫的是「兩國」,翻譯成藏文時譯成「漢藏兩個民族」來緩和語意,但無論如何,該和約明確表明「漢樂漢土,藏樂藏土」。

        這些是真正的歷史,因此我常說我們是有這個權利的。例如,歐洲聯盟的成員都是不同的主權國家,但各國為了整體的利益,卻放棄了象徵主權獨立的貨幣,有了共同的貨幣–歐元。現在已經在討論政治上組成聯邦(Federal)的可能,提出這一切都是基於實際的、整體的利益考量,是積極先進的思維。以我們亞洲為例,以往畢諾.巴巴吉在世時,曾提出未來要建立以印度為主的「ABS」共和聯合體的想法,A就是阿富汗、B是緬甸、S是斯里蘭卡,構想很恢宏。如果他的夢想實現了,則阿富汗或巴基斯坦就可能會實現和平,這一切都可為我們的借鏡。

        以我們西藏為例,我常常公開明確地強調,我們需要經濟的發展。有數以千計的西藏人以非法的方式前往美國、加拿大和歐洲。駐德里的美國大使館以前對藏人的簽證很寬鬆,但後來卻緊縮了。因為有一個由我們的(駐德里)代表處擔保的藏人到美國以後竟然沒有回來,使我們的代表很尷尬或羞愧,後來我見到美國大使時也向他道歉了。因此我說一些流亡藏人在丟人現眼,西藏境內的一些人也抱著前往美國或外國的目的而來到印度,然後花錢前往國外,如此這般地有數以千計的西藏人非法前往美國或加拿大等國,他們去國外不是為了實踐宗教信仰,而是因為貪圖金錢或美元,由此可見西藏人也需要金錢和經濟的發展。

        如果需要金錢和經濟的發展,則經濟和物質相對貧乏的西藏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範圍內,讓中國政府去負責經濟的發展,在開發西藏自然資源時,如果我們能獲得其中至少一半左右利益的話,西藏就可以得到很大的發展。而這一切如果僅僅靠我們西藏自身的力量,恐怕會很難。而西藏的教育、文化、衛生、以及我們西藏人力所能及的經濟活動、環境保護等如果能夠由我們西藏人來完全地主導負責,如此,則我們西藏人力所能及的由我們自己負責主導,而對那些大規模的建設或需要龐大經費的經濟活動由中國政府負責主導,則會達到兩全其美的理想效果,我們強調的就是這一點,當時也做了闡述。

        當時我問:「青年會要尋求獨立,要把中國人完全驅逐出西藏,但這能做到嗎?」青年會會長說:「我們能夠做到。」至於能否做到你們自己好好思量。中國有幾十萬、甚至百萬的軍隊,即使武裝所有六百萬西藏人也很難抗衡。因此,曾談到說,跟漢民族與其相互為敵,還不如拉近距離親近之。雖然是基於忠誠和勇氣,但不做全面的考量而回應說「我們可以驅逐中國人」,其實沒有那麼容易。一些鄰國肯定也想把中國人趕出西藏,但沒有那麼容易。以台灣獨立運動為例,就難以得到如美國等國的支持,其實,支持台灣獨立相對而言要容易的多,即便如此,還難以得到支持,要支持西藏獨立就更困難了。

        不論什麼事情,都要基於現實做出考量,不能因為自己的意願或信心就說要獨立,要尋求獨立,中間道路是一種失敗,這個不對那個不好的──當然我們歡迎言論自由──但能否真正得到實踐,就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要慎重思考,事後後悔是沒有意義的。

        我常說:要從好的或積極的角度去規劃,同時也要從不好或負面的角度做好準備。在過去的五十三年裡,有關西藏的宗教文化在國際上的部分我前面已經講過;在政治上,世界上同情我們的人因為便於支持我們,狀況是令人滿意的;關鍵是印度政府的支持很充足;另一個很重要的是來自中國人民的支持也越來越多,繼續延續這種狀態是非常重要的。

        這些都是順便談起,最近有很多說法,因而對需要闡釋的問題做些說明。謝謝大家。

        正如我在前面講過的那樣,我們西藏民族不僅是一個可以經受嚴峻考驗的民族,而且也是一個擁有豐富宗教文化的堅強民族。我們西藏民族在現代知識方面一直是落伍的。但從根本而言,是一個充滿智慧而又堅韌不屈的民族,因此,我們流亡藏人不能因為自己是難民而自怨自艾,要持續作為西藏人的驕傲。就你們拉達克人而言,如果得到機會,你們可以做到任何事情;你們也要保持作為西藏近鄰之喜瑪拉雅族人的驕傲和自信。札西德勒!謝謝!

 

注釋

拉章:喇嘛府邸,負責該喇嘛一切相關事務的組織機構。

司政:即藏人行政中央的政治領導人。達賴喇嘛放棄政治權力後,西藏議會於2012年決議將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首長「首席部長」改稱srid skyong,中譯為「司政」,是取其音、意都相近。藏文srid skyong,直譯是「掌管政權者」的意思,是西藏歷史上不常設的首席行政官員,因為多在達賴喇嘛圓寂或幼年時設置,故中文資料又譯為「攝政」或「藏王」等。

噶廈:西藏政府的最高行政部門。譯倉:西藏政府中與噶廈平行的最高權力部門,由僧官組成,負責西藏的宗教事務,包括達賴喇嘛的宮廷行政事務。

孜康:屬於噶廈下屬的財務部門,其主管為「孜本」,相當於財政部長。實際權力僅次於噶倫。

格登嘉措,第二世達賴喇嘛的名字。

⑥噶倫:意謂「誥命大臣」。由噶倫組成的噶廈是西藏的最高行政部門,類同政府內閣。

 

2012/08/03達賴喇嘛在印度拉達克對藏人發表的講話

──《西藏的天空》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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