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問題是世界熱門的話題，而且受到國際間的廣泛支持，2009年8月在瑞士召開的漢藏對話會議，可以說表現了華人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心和同情的匯集。出發前往印度進行研究前，由於單純的佛教徒與教師的身份，我收到國際和解協會（IFOR）日內瓦代表喬納丹．聖西森先生（Mr.Jonathan Sisson）及瑞士西藏友好協會達桑．札西先生（Dr.med.Tashe W Thaktsang）的邀請函，希望我參加8月6日到8日為期三天的瑞士日內瓦漢藏國際會議，會議主題是「尋找共同點」。考量會議的政治屬性而我又不懂政治，我很猶豫，加上身為家庭主婦需顧慮家庭，起初我不想參加。
友人提醒我，深入瞭解流亡西藏的政治背景對流亡教育論文有幫助，師長也建議我可以在這個國際討論會多聽多觀察多了解多思考。這個提醒與建議打動我想參加的意願。在臺灣，由於兩岸三通，以及臺灣與中國現行有共同的語言文字，找中國的書籍與網路資料比較容易，但是要找流亡西藏的書籍與網路資料較難。由於西藏問題的核心是的宗教和文化，因此，我認為應該會對此有所討論或涉及，既然會議可以第一線貼近漢藏尋找共同點，為了論文我是應該參加，而且會議舉行日期恰好是我在印度期間，不會影響家庭，因而決定前往，故得以成行。
瑞士日內瓦漢藏會議「尋找共同點」，為我上了三天的政治課。會議結束與會者發表2009年日內瓦漢藏會議共識，其中第二條第2款提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所宣稱的『西藏自古以來是中國的一部分』與歷史事實不符。」第二條第3款：「西藏的文化、宗教、語言和生活方式面臨被滅絕的危機。」這兩點日內瓦漢藏會議共識，和我的研究相符。正因為西藏是擁有自己民族宗教文化的獨立國家，面臨根本被滅絕的危機，流亡藏人才會不顧生命危險流亡為傳承宗教文化以維根本，才會強忍身心煎熬流亡為受教育以學習宗教文化。
顙東仁波切也在回答提問時指出，未來西藏的語言教育政策：「第一母語藏文，第二語言會是中文。」只瞭解教育不懂政治的我，在滿場政治語言中忍不住想說教育，因此在第二天第三小組討論時，請主持人紐約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博士同意我發言。首先感謝與會者給我上了政治教育課，然後訴說我在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和學生的日夜相處，提到新難民學生們也很想和在座的各位一樣當知識份子，再說新難民學生們想看思考的書、點名想看《北京之春》雜誌、想看王力雄的《天葬》和唯色的《殺劫》，呼籲有辦雜誌的與會者捐雜誌，有知識份子的書請捐給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原以為政治人不會對教育有太多迴響，結果當場得到薛偉慨然允諾定期寄送《北京之春》，小組討論畢，幾位與會者來問我要學校住址想要捐書，也得到臺灣的田秋堇立委贈書。到臺灣後，我幾度請託友人輾轉帶書送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其中當然有王力雄的《天葬》和唯色的《殺劫》。
然而令我失望的是，除了在非正式的場合私下與友人討論外，會議的議題完全是圍繞著純政治議題展開，我幾乎只是一個旁聽者，這次會議我唯一的發言就是有關西藏兒童村的介紹，也是會議上唯一談論西藏教育和學校的代言人，而在會前會後的私下討論中，我發現其實有很多與會者都曾擔任過老師，甚至有不少目前仍然在世界各國的學校包括大學擔任教職。他們當中有很多是傑出的教師，對教育有不同的獨特見解和認識，尤其是他們對東方與西方教育的不同和各自的情勢有相當的了解。如果政治屬性的漢藏會議「尋找共同點」能夠不只是侷限於在政治上尋找共同點，而能開闢教育議題供與會者討論，也許政治人也可以激盪出沒有疆界的教育共識。
這三天的日內瓦漢藏國際會議，達賴喇嘛尊者的講話，由第二代流亡藏人才嘉翻譯，對藏傳佛教徒的我而言，句句與佛法相吻合，尊者是以身教做因材施教的示範。是日與會漢人多不是藏傳佛教徒，尊者便不用佛學專門術語，而是直接以與會者聽得懂的政治語言，並以與會大眾關注的焦點西藏問題為例，來做佛法的教導。尊者開示教導克服恐懼與利他、伺察修觀察思惟，原來在觀世音菩薩心中，宗教與政治可以融成一體，都需要師長以善巧的教導來教育我們。原來如此。我終於明白政教領袖，原來如是。
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長顙東仁波切全程與會，第一天下午開放建言交流時，與會漢人提出關於流亡西藏政治上不同的尖銳問題，由第二代流亡藏人達瓦才仁擔任譯者，顙東仁波切一一耐心清楚解說，正是慈心與悲心的示現，那需要智慧，顙東仁波切藉此會議教導與會者悲智雙運。原來大智慧者清楚明白理想與現實的衝突，在現實中尋找的是可能的共識，而非最棒的理想。生活中的修行，修行在生活中，原來如此。
在講述九次中藏會談中，顙東仁波切教導與會者去看雖然會談沒有結果，但並沒有損失，而且有機會向對方解釋己方的觀點，有其積極正面之處。正是以慈悲和智慧在教導與會者學習觀察思惟。
這三天會議，我看到達賴喇嘛尊者與顙東仁波切站在宗教利他立場，以身教教化漢人，把佛法轉化成一般語言講述給非佛教徒的政治人聽，尊者與仁波切的教導，使我明白西藏問題政治與宗教的不可切割，並且明白其實達賴喇嘛尊者與顙東仁波切正是跨足政治與宗教雙領域的佛法教育工作者。
流亡西藏的出路在教育
我從事教育第一線工作，略懂學校與家庭，了解孩子與學生，但卻是政治門外漢。我的學生看到西藏新聞報導會問我，我的親友也會隨我參與相關活動。往返印度和臺灣之間，我接觸不少流亡到印度的僧俗藏人，也有一些在臺灣的流亡藏人朋友，流亡西藏重要的活動我會參加。
在研究流亡西藏教育前，不論人在印度或臺灣，七月六日達賴喇嘛尊者生日，我要去獻哈達，因為我是佛教徒，為學習修持佛法而得到尊者的灌頂，師長生日當然要獻哈達；藏曆過年，我要去參與藏人祈願活動，因為重要節日當然要和師長親友一起過；三月十日抗暴紀念日，我要到場聲援，因為師長朋友的親友受苦難當然要送上溫暖。
為此教育論文，我讀一些資料，其中有些屬於政治類。除此之外，我與政治毫無瓜葛，也沒有興趣。今年七月我曾仔細研究臺灣中正紀念堂於舉辦的「西藏宗教文化特展」，端詳展示櫃殘舊的郵票錢幣紙鈔與老相片裡的國旗，帶著風霜的郵票貨幣與老相片，看得出來曾經走過歷史的痕跡，不是假造的。如果在歷史上西藏一直是中國的，如果西藏從來都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怎麼可能會擁有在西藏境內流通而且不同於中國的郵票錢幣紙鈔與國旗？
自從1959年中共控制西藏後，五十年來，許多西藏人冒著生命危險離開西藏境內流亡到印度，其流亡的根本原因，乃西藏人為了維持西藏傳統宗教文化並期望得以傳承。不論是六類系統隸屬普及教育系統的學校，或是醫藥曆算與技藝傳承的另類學校，抑或是寺院，其實都是流亡西藏各種形式的學校教育，其教育的內容與形式雖不同，但是都沒忘記西藏的根本：西藏傳統宗教文化。
站在教育的角度看政治，如果流亡西藏的政治問題能夠解決，境外藏人才能回家，西藏孩童才不必為學習西藏宗教文化而冒險流亡，才不必為了當西藏人而流亡。流亡西藏的政治問題尚未解決前，境外藏人難以回家，西藏孩童想學習西藏宗教文化會選擇流亡，為了當西藏人會選擇流亡。流亡教育必須要承擔起為流亡西藏培育人才的責任，以解決流亡的困境。
因此，流亡西藏的出路在教育，所以討論西藏流亡教育議題時，不可避免會碰觸到政治層面，在漢藏之間若能溝通瞭解，尋找二者之間各個面向的共同點，流亡西藏也許可以打開僵局找到未來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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