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成為西藏的命運
西藏，到底有幾個？
為什麼又是在拉薩又是在印度？
談到西藏，人們一般會想到的可能是蒼茫高原、巍峨雪山、亞洲諸江河之源、還有布達拉宮（Potala Palace）等，但是為甚麼卻常聽藏傳佛教徒說要去印度聽達賴喇嘛尊者說法呢？
有兩個西藏嗎？
是的。1959年以後，有兩個西藏。
1959年以前，西藏只有一個，那是從公元七世紀建立統一政權、創製文字、發展出獨特政教體制的西藏，是一個擁有千年古老文明農牧各半與世無爭的香格里拉。
1959年3月17日，西藏的佛王：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尊者，變裝成為士兵，在幾名隨從的陪伴下，被迫離開了他的夏宮：諾布林卡。三天後，中共軍隊砲擊布達拉宮和諾布林卡（Nobulinca）。八萬餘西藏子民隨達賴喇嘛尊者離開世居的香格里拉，流亡國外避難印度。從此，流亡，成了西藏的命運。這個曾經擁有自己國內通行郵票及錢幣的西藏，在歷史上曾經是一個獨立國家，擁有自己民族的宗教文化，因為流亡，從此有了兩個不同的西藏：一個是已經被併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西藏，另一個則是分布在南亞印度、不丹、尼泊爾三國七十多個地區的流亡西藏。前者稱作西藏境內，後者稱為西藏境外，簡稱境內境外。
1959年是兩個西藏的關鍵年。流亡西藏，在印度達蘭薩拉成立西藏流亡政府，是西藏難民所在地，為了保存西藏民族宗教文化而奮鬥。西藏境外的流亡西藏，有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有藏傳佛教各主要教派的傳承，也有西藏流亡學校教育，還有老中青三代的流亡藏人。
在過去的五十年裡，流亡，似乎成了西藏民族的宿命，每年都可以看到成百上千西藏人冒險翻越喜瑪拉雅山脈流亡國外的新聞報導，包括2000年逃亡到印度的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H.H.the 17th Gyalwang Karmapa），當時他才十六歲，雖然會受到中共政府的重用，但他卻選擇了流亡。2009年11月8日，噶瑪巴在向流亡西藏大學生發表演說時指出：「雖然在故鄉比較快樂，但流亡生活更充實，更自由。」顯然，流亡的西藏雖然寄人籬下，但卻被西藏人視為是自由的家鄉。
不同於蒙古、俄國等藏傳佛教傳布地區因共產主義的掃蕩而近乎滅絕的狀況，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六千餘座寺院雖然在民主改革及文化大革命中幾乎被摧毀殆盡，當時宗教活動也幾近絕跡，但西藏宗教和文明卻由於流亡西藏的存在而獲得新生。流亡藏人不僅在流亡中重建了被摧毀的寺院，而且幾乎所有西藏宗教的重要法脈也在流亡中得到傳承。同時，由於西藏各大教派的重要領袖都在流亡中，經由他們的努力，西藏佛教越過傳統的西藏、蒙古和喜馬拉雅山區，走向世界，在西方文明主導世界的當今時代，西藏佛教甚至成為由東方向西方逆向傳播發展的文化現象之一。
我接觸到各個時代不同的流亡藏人，雖然他們都有著強烈的宗教情懷和民族意識，都將傳承和延續西藏文化視為人生最重要的目標，但因不同的時代背景、流亡經歷和價值觀，所側重的立場也不盡相同。根據流亡的年代和接受教育的地點，可將流亡藏人分為老中青三代，1959年以前出生於西藏並在西藏完成主要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一代流亡藏人。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已完成主要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二代流亡藏人。第二代流亡藏人又可分為兩類：在印度出生並在流亡學校完成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與在西藏境內出生並在西藏境內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正在受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三代流亡藏人，同樣地也分為在西藏境內出生與在印度出生兩類。這三代流亡藏人在不同的流亡年代與背景下，有不同的特質與面向。
被迫且退且走的第一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前出生於西藏並在西藏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一代流亡藏人，是在1959年之後被迫逃難離家，逼不得已而成為流亡者。和外省人剛到臺灣時也期盼反攻大陸一樣，第一代流亡西藏人也是在異鄉他國等待返回西藏的過程中渡過了他們的一生。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THF，Tibetan Homes Foundation)總秘書長札西彭措（Tashi Phuntsok），曾任職西藏流亡政府駐南非與法國代表，在訪談中他告訴我關於他和祖母的故事，還原了第一代流亡者的真相：
戰亂中，我也不知道我的生日，也許是1962或1963年吧。當時是祖母把我揹出來的，祖母說，先是逃到尼泊爾，邊走邊等，想要等時局平安就回家鄉去。但是，一直等不到回家的時機，祖母就隨著難友們打聽聖尊達賴喇嘛在哪裡，便邊打聽，邊走邊找，找啊找的，為找到聖尊達賴喇嘛而來到印度。
當時的西藏人，是老一代的流亡藏人，其實剛開始並不知道自己會成為流亡者，在逃難的觀望中，追尋心中的觀世音菩薩：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尊者，不知不覺中竟變成了流亡藏人，更不知道遠離家園的倉皇逃難，竟會變成流亡五十年的難民！ 於是，我才知道什麼叫做觀望，什麼叫做且退且走。原來第一代的流亡藏人，不是蓄意成為流亡者，而是在匆匆離家逃難的且退且走中，不知不覺成為流亡者。
流亡藏人為了西藏的事業與適應現代社會，必須要接受現代的教育制度，與維持傳統民族文化教育。達賴喇嘛尊者堅持建立自己獨立的西藏學校體系，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總秘書長札西彭措，在我採訪西藏流亡初期教育第一現場時，告訴我木蘇里是流亡歷史的關鍵點。
木蘇里中央藏管學校，1960年設校，是西藏流亡教育的起始點，西藏流亡學校規劃由此而起。流亡之初，達賴喇嘛尊者就是在木蘇里建立西藏流亡政府，規劃流亡重建之路，而後才搬遷到達蘭薩拉。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的校園內，還矗立著西藏流亡後所重建的第一個寺院。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為了第一代流亡藏人，還成立照護老人計劃，提供65歲以上老年人的照養。總秘書長札西彭措，告訴我學校其實還承擔了第一代流亡藏人一生的責任：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有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除了是學校的性質，還是提供食宿醫療的中心，收容新難民與流亡社會貧童孤兒，承擔教育的責任，因為部分第一代流亡藏人後來成為無子女的老人，所以學校也是承擔老人與失業者的中心。看似是學校，其實承擔了流亡藏人一生的責任。
我的師父 洛桑屯越（Lobsang Donyo）格西，也是老一代的流亡藏人，西元1959年西藏淪陷後，因中共破壞寺院，兩年後逃往印度。當時青壯年的師父流亡到印度繼續學習，於西藏研究中央大學修學三年以阿闍梨（Archarya）學位畢業，於達蘭薩拉榮獲拉然巴格西（Lharamspa Geshe）最高級學位。西藏的格西學位有不同的等級，其中拉然巴格西是最高等級。學完五部大論僧侶需先完成歷時六年的格魯派大會考，然後必須在每年舉行的祈願大法會上面對幾萬名僧侶，答辯所有佛學疑難問題，立宗辯論並取勝後始能獲得拉然巴格西學位。
接著師父入下密院（Gyudmed Monastery）專攻密續達十年。年逾半百後，為奉獻所學，赴美弘法十九年。75歲應達賴喇嘛尊者召喚回色拉傑寺擔任住持五年半。卸下住持的職位後，八十高齡仍於美國、印度、蒙古、臺灣間奔波弘法。師父圓寂前，仍到臺灣持續弘揚佛法，當師父示現病相回到色拉傑寺時，身為第一代流亡藏僧的屯越師父說：「我可以不必再旅行了。」
第一代流亡藏人從與世隔絕的家鄉流亡到陌生的世界各地，他們努力學習英文，努力了解這個世界，努力和這個世界溝通，以西藏最珍貴的佛法和世人分享。從達賴喇嘛尊者到屯越師父，我們在世界各地都可以見到這一代流亡藏人的卓越和成功。
民族意識強烈的第二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後出生，目前已完成主要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現為青壯年中年，包括在印度出生成長於西藏流亡學校完成教育的藏人，以及在中國統治的西藏境內出生於西藏境內學校完成主要教育而後逃亡到國外的流亡藏人。這兩類第二代流亡藏人，雖然在完全不同的環境下接受教育，卻有著許多共同點，包括強烈的民族意識和對宗教的虔誠信仰，此外，他們還有另外一個令人詫異的共同點，那就是他們中的大部分人的藏文都不怎麼好。
在境外接受流亡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
由於流亡後在異鄉人生地不熟，又必須向國際社會介紹西藏流亡狀況，還有現實生存環境等因素，所以造成了在西藏流亡社會對英文人才的需求。因此，精熟藏文的第一代流亡藏人在印度所培養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苦練加強英文，克服第一代流亡藏人亟需英文能力的困境。
這類於西藏流亡學校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中，有一部分在學生時代接受西藏流亡基礎教育赴國外留學後，留在西方工作。哈佛大學法學研究員洛桑僧格（Lobsang Sangay），是這類流亡藏人菁英中的佼佼者。僧格在教育部所屬的流亡藏人學校讀完高中，到德里大學（University of Dheli）讀六年大學與研究所後，考上公費留學到哈佛大學讀七年拿到博士學位。僧格是西藏流亡政府下任總理的熱門候選人，根據網絡民調他是顙東仁波切的接班人中人氣指數最高者。
僧格告訴我目前流亡藏人約有14萬人，在印度約九萬人，尼泊爾約一萬人，美國有一萬多人，加拿大與瑞士各五千多人，比利時一千多人等等。我向流亡政府查證詳細數目，只能查到上次於1998年的人口普查資料，2009年最新的人口普查數據，目前尚無法取得全貌，須待2010年三月才公佈。在海外的學者中像僧格一樣繼續堅持西藏民族運動的同路人，都是屬於在印度成長於西藏流亡學校接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他們有個Global Tibetan Professional Network組織，簡稱GTPN，在美國和印度有兩分部：
和我一樣這類的流亡藏人，目前約有150人組成海外藏人的組織GTPN： Global Tibetan Professional Network（USA-INDIA）。加上其他沒入會也有約150人，總共大概是300人。雖然持有綠卡等他國護照，大家都願意為了西藏努力，其中我知道的就有十幾人特意學中文，精熟藏英中三種語言，並持外國護照到西藏境內工作，以自己的專長直接協助境內西藏人。
木蘇里西藏之家基金會總秘書長札西彭措，也是在西藏流亡教育中成長的第二代流亡藏人菁英，他介紹流亡教育初期第二代流亡藏人受教育的情況，並指出流亡藏人的人生與西藏流亡社會息息相關：
六十年代，流亡政府初設，流亡社會裡只有少數人懂英文等現代化知識，因此木蘇里西藏之家學校早期培養流亡孩童，由於人才急缺，五年級讀畢就送到流亡社會工作，後來好一點，八年級讀畢即送去工作。現在流亡社會裡懂英文等現代化知識的人很多。我就是讀到十一年級畢業就當老師。後來又因為政治需要，做了青年會六年代表與外交工作。我們這一代流亡藏人，人生是為了流亡的需要而承擔不同任務。
由於流亡初期缺乏英文人才，英文教育事實上成為流亡學校的主要努力目標。雖然使用英文，但他們作為西藏民族傳人的使命感並沒有因此而改變，並且是代代相傳，希拉辜西藏兒童村學校的校長珠次仁（Duke Tsering）舉例告訴我：
我自己是西藏兒童村學校畢業回到學校教書，後來籌備希拉辜西藏兒童村學校擔任校長。學校裡有一位的數學老師，是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數學老師貝茉的學生，貝茉老師的兒子現在此就讀，貝茉老師也曾是西藏兒童村學校的學生。
西藏流亡學校絕大多數的教師有很多是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他們中許多人早先是西藏流亡學校的學生，畢業經過教學培訓後，又重新返校工作任職。五十年來，已有數千名西藏流亡學校的畢業生在就讀各大專院校後，回到西藏流亡社會工作，擔任政府官員、學校教師、醫院醫生…等職務，努力為流亡西藏付出。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在學生時代接受西藏流亡教育，學成後回饋流亡社會，活著是為了西藏民族流亡所需，人生不同階段是為了流亡西藏出任不同任務。
隨著精通藏文第一代流亡藏人的凋零，在印度受教育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以運用自如流利的英語迎向世界，同時也在西藏流亡社會的各個領域嶄露頭角。此時，在流亡社會裡，因第一代流亡藏人的凋零，以及第二代流亡藏人以英文為主要的交流工具，藏語文開始被邊緣化的問題才顯露出來。到九十年代，流亡社會驚覺第二代流亡藏人逐漸失去使用藏語文的環境，藏語文教育開始受到流亡社會各界的重視，但因各種原因，實施成效並不盡如人意。對此，西藏流亡政府總理顙東仁波切甚至在公元2004年頒定的《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前言中沉痛地指出，由於中國政府的壓迫境內人民失去學習藏語文的機會，但流亡藏人卻是主動放棄學習藏語文的權利：
為了給西藏青年提供合格的、現代和傳統相結合的教育，達賴喇嘛尊者以各種方式建立了學校。當時雖然不得不借鏡所在國的教育體系，但仍將藏語文和西藏文化植入這些體系，並重新編寫相關教材，培養師資，也得到很好的成績。隨著流亡教育的立足異鄉已粗俱規模，根據西藏民族的長遠利益和需求，制定新的教育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但初期緊急時借鏡他人的一些體制因循舊習地沿襲下來，沒有意識到、或者是即使意識到也不敢去變革，幾十年就這樣過去了。
後來因各種內外因素，六年級以上的課程仍需要依賴外國語言，此令人驚心的現象一直都還存在。可以說，西藏境內的人民，由於中國政府的壓迫而失去學習藏語文的機會，而流亡藏人卻是主動放棄學習藏語文的權利。
所以才會有《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的制定，期望對流亡教育做修正。作為本研究重點的西藏宗教文化傳承的民族教育而言，初期的流亡教育雖然幫助流亡藏人與世界溝通，但顧此失彼的窘境其實依然存在。
受境內中國漢化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
八十年代以後，或持中國護照或無護照偷渡邊境，通過各種途徑離開西藏的第二代藏人，他們出生和生長在西藏，他們大多是在民族情懷和為民族利益效忠的強烈動機下自願選擇流亡，由於是在中國統治西藏的教育政策下的學校裡就讀，因此中文取代了西藏母語，不少人中文比藏文好。因為語言溝通無礙，我和他們這一群人的接觸最多，感觸也最深。
這一類第二代流亡藏人，有多人在西藏流亡政府效力，在瑞士日內瓦的一次聚會閒聊時，他們和我談到精通中藏文的流亡政府公務員：
1992年西藏流亡政府招考懂中文的公務員十名，五十年來，這唯一的一次中文公務員招考，目前有才嘉、達瓦才仁、札西嘉措、布瓊、索南多吉、慈仁拉姆、札西東珠、帕巴才仁等八位流亡藏人仍在擔任公務員。這八位第二代流亡藏人，幾乎都是由中國代訓的。
這群流亡社會的菁英，學生時代在中共把西藏人改造成中國人的政策下受教育，卻選擇翻越喜馬拉雅山的冰封雪地，逃脫中國的同化，流亡至印度成為難民，把自己還原為西藏人，使得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境內成為「流亡西藏的菁英人才培訓代工廠」。
由於他們是在中國政府的漢化政策下接受的中文教育，因此，多人都沒有接受過藏語文的教育，但他們都具有強烈的為民族利益效忠的意識。西藏流亡政府駐臺灣代表達瓦才仁（Dawa Tsering）正是這一類在西藏境內接受中國教育的第二代的流亡藏人，曾經擔任流亡政府外交與新聞部發言人，以中文發言時口若懸河侃侃而談。也曾以中文書寫厚達七百多頁《血祭雪域》一書，留下西藏護教救國抗戰珍貴史料。達瓦才仁告訴我他的第一志願：
有時我想我的家在哪裡？在臺灣租屋處？還是在印度的宿舍裡？或是出差開會的旅館裡？我沒有家。我們是難民，沒有家。年輕的時候，我最想做的是成為游擊隊員，想和四水六嶺護教軍西藏游擊隊一樣衝鋒殺陣。沒做到。寫下《血祭雪域》，以感恩前人為西藏民族的生存所做的犧牲，敬仰前人為雪域民族的自由而表現出的勇敢，並給後人留下史料，以了解真相。
達瓦才仁也指出現在正在為流亡西藏奔走努力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不論是那一類型都願意為西藏民族合作共事以成事。我的譯者大易（化名）、三奕（化名）也都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大易告訴我他在中國統治下的西藏境內學校學會中文，這一生一切都是為了西藏民族。
我原來是西藏的文盲，只會和家人說西藏話，不認識西藏文字，但是學校讀書中文聽說讀寫流利。後來因為坐牢，在牢中利用機會自習，才學會西藏文字的。出獄後，大量看書，思索西藏與中國的關係。偷渡時，走了一個多月來到印度。我有出國移民的機會，我不要，我要留下來為我們西藏民族做事。
譯者們有時也會對我說一些翻譯以外的事，大易有次還說：
許多留在境內的藏人為了民族的生存而失去了生命，有些為了民族的自由而失去了自由，我自己卻在流亡的安全環境中苟活著，因此，我感到愧疚，我只能用努力為民族工作來彌補這種愧疚，當然，我也同時對不能為家鄉父親和孩子盡責而感到很愧疚，也許永遠沒有辦法補償，但我絕不會後悔。
三奕也是自己選擇成為流亡者的，也是不想出國移民。
我有西藏境內的民族大學畢業證書。在西藏境內時，我有機會讀了許多有關西藏的禁書，大學一畢業，放下論及婚嫁女友，我就出來。在達蘭薩拉，雖然工作不是正式職位，但是我是西藏人，可以作自己想為西藏民族做的事，我不想出國，只想為民族盡力工作。
這類在西藏境內出生受中國漢化教育第二代流亡藏人的處境，以及他們的養成教育裡對西藏語文與文化的缺失，是西藏民族在面臨中國入侵和現代西方強勢文明的文化雙重夾擊下，一種措手不及的真實寫照，弱勢民族其實無力按照自己的意願來選擇文化和教育。幸而他們有近乎赤子之心的熱情以及為民族利益效忠的意志，並盡力培養第三代流亡藏人，所以這種缺失似乎並沒有帶來真正的威脅延續到第三代，這一點從第三代流亡藏人的努力學習傳統宗教文化與藏文和《流亡藏人基本教育政策》中捍衛藏語文的政策可見一斑。
想成為西藏人的第三代流亡藏人
1959年以後在西藏境內或印度出生目前正在受教育的僧俗流亡藏人是第三代流亡藏人，我的研究對象主要是在蘇佳學校讀書的新難民學生，這些千禧年後流亡到印度的西藏年輕流亡者，就是在西藏境內出生的第三代流亡藏人。此校幾乎是為從西藏逃亡而來的新難民兒童專門設立的，學校的學生絕大部分都是新難民。學生們告訴我，他們自西藏境內流亡到印度的原因，是為了想當西藏人，想學西藏語言文字，他們是為學習而流亡到印度的。
目前就讀十年級的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化名），來此校六年，是西藏境內隔代教養農家子弟，七歲上學，學校多漢人，沒特別為藏人開設藏文課程。隨著同鄉哲蚌寺（Drepung Monastery）僧人到印度，而發現世界大不同，他告訴我其間的轉折：
在家鄉時，學校沒教藏文。80%藏人不懂藏文重要，和漢人無異。家裡用漢話溝通，聽不懂藏語，作夢也用漢語。沒聽過藏獨，不知達賴喇嘛是西藏的政教領袖。還曾經以為自己是中國人。
我是西藏人。初流亡到尼泊爾時，同鄉說漢人壞，還反駁說，不，宗教上經濟上受漢人幫助，可以自由出家修行。是出來才知原來有聖尊達賴喇嘛，境內不能崇拜達賴喇嘛，也不能有達賴喇嘛相片。現在我在校常看書，以前不能看的書，如達賴喇嘛的《吾土吾民》，政治犯的書《阿瑪阿帝》、《平措汪傑的傳記》等，現在對政治有興趣。
在西藏境內讀到高二，隻身來此三年，現在不敢和父母聯絡的右加（化名），就讀七年級。流亡前在西藏境內的父母是中等家庭的農家。現在愛好看書，課內課外各式各樣的書，也喜愛彈吉他，最愛好籃球，在家鄉打過校隊，他告訴我為何而來：
流亡是為學習西藏語文而來，因為在西藏境內學習不到自己想要學的藏文科目，比如宗教和歷史方面，校方也不看重藏文這個科目。也為拜見聖尊達賴喇嘛而來印度。我小時候根本沒聽過甚麼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之類的事，高中時父母告訴我這些事，我很好奇想了解這些事，也想見我國的大活佛和領袖。想進一步了解西藏的事和真實的一面。同時也為父母為西藏而來印度。
流亡兩年的蔣揚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現就讀新難民語言班，英語很好。在逃亡途中的囊巴拉翻越邊界時，遭中國邊防軍遠距離開槍射殺。蔣揚等三十多人則被逮捕入獄三個月，出獄後不氣餒的蔣揚二度偷渡，安抵印度。他說：
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第三代流亡藏人流亡的處境，和眺望家園且退且走邊看邊找的第一代流亡藏人不同，也和具有民族意識但卻由於環境的衝擊而在接受西藏的宗教文化和語言等方面有著缺憾的第二代流亡藏人不同。很多第三代流亡藏人，都說希望成為一個真正的西藏人，希望學習西藏語言文字，希望接受西藏人的宗教文化教育，他們為此來到異鄉印度，為此而成為難民。
但不論是那一代的流亡藏人，他們在承受流亡這個西藏人共同命運的同時，都對西藏歷史有了源自本民族的認知和解釋，「我是西藏人」、「我要傳承和延續西藏的宗教文化和民族特性」等意識已經在覺醒後普遍地建立。由於不願意繼續接受中國漢化教育，也不願意繼續被中國同化，流亡藏人為了尋找自己的根，只好離開熟悉的家園，遠赴異鄉他國。因為那裡有達賴喇嘛尊者，有熟悉的西藏寺院宗教，有熟悉的西藏話語，可以過熟悉的傳統西藏文化的日子。流亡，竟成了西藏人與世人不同的另一種尋根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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