囊巴拉蔣楊

 蔣楊和月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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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亡兩年多的西藏難民少年蔣揚桑丹是是囊巴拉(Nambala)新聞事件當事人,因此大家叫他囊巴拉蔣揚。囊巴拉,位於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聖母)峰附近的山口,很多西藏人選擇通過這個山口逃亡印度。蔣揚流亡印度後,在比熱的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讀書,就讀新難民特別班:語言班,專攻英語。2006年秋冬,我在臺灣的媒體,就曾經看過「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報導。

在訪談蘇佳西藏兒童村學生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尤其囊巴拉蔣揚抑鬱最為嚴重。我在學生會會長的宿舍房間裡看到牆上掛著英文月曆,諾大一張西藏難民兒童與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的相片,旁有文字介紹囊巴拉槍殺事件

 

2006930,中國邊防警察,開槍射擊了75個的流亡藏人,其中17歲的尼師格桑龍措被殺,20歲的葛松南加被打傷。槍殺事件發生在離卻勇營地不遠高達18753呎的囊巴拉隘口。中國邊防軍還拘留了大約30個難民,其中包括14個兒童,他們很多不知去向。但41個幸運者,他們安全的到達尼泊爾首都加德滿都。中國政府宣稱,槍殺事件是為了自衛。但是週邊的目擊者報導,難民朝著山上跑,但邊防警察一次又一次朝著他們開槍,沒有警告,他們手無寸鐵,毫無招架之力。中國外交部宣稱的自衛,後來被目擊者的鏡頭,證明了是謊言。鏡頭裡,難民像狗一樣被獵殺。為了逃離中國不公正的法律,每年有不少藏民冒著生命危險穿越喜馬拉雅,到達尼泊爾。

 

蔣揚給我看了附近登山的目擊者在遠處所拍攝的槍殺事件紀錄片,那一片皚皚的白雪裡,偷渡的難民們一個個小小的身影朝著山上跑,蔣揚為我解說模仿鏡頭裡答答答槍聲時的無力與絕望,至今猶在眼前。當時有近百名外國登山客目睹了獵殺過程。20081112BBC紀錄片「Murder in the snow」,有羅馬尼亞登山客目擊拍攝的影片,並採訪當時被射殺的尼師的同伴、登山客、羅馬尼亞籍的拍攝者,重建現場當時情形。在以下網址可以看到整個過程:

http://tw.youtube.com/watch?v=UtVEVM12Mvk,

http://tw.youtube.com/watch?v=oV_aJRgYyaM,

http://tw.youtube.com/watch?v=BkMcj4vQtRU,

http://tw.youtube.com/watch?v=veQIdaR0J70

蔣揚不是那幸運偷渡成功的41人之一,他在囊巴拉隘口被抓入獄;或許也可以說蔣揚是幸運的,因為他沒被射中槍殺。不論幸與不幸,蔣揚和三十多人被逮捕入獄三個月,他告訴我坐牢期間挨餓挨打被強迫吃一種藥丸,吃了後腦子變笨了,反應變慢記憶變差,至今後遺症依然。

出獄前和難友們討論過,蔣揚表示沒逃成功他不怕,還想要再度流亡,其他難友也說要再走,於是大家相約一起走。但出獄後到約定時間地點只有蔣揚一人出現,其他人沒來。不氣餒的蔣揚暗下決心定只有一人也要走,這次他要變換不同方式出走。蔣揚出獄時先打電話告訴昌都的父親,要再去印度,父親不肯,急著叫他留在拉薩等父親來接他回家,千萬別去印度。蔣揚堅持二度逃亡,再次借錢買假的過橋通行證。蔣揚喬裝成卡車助手闖關二度偷渡,終於安抵印度。成功逃到尼泊爾時,蔣揚馬上打電話回去報平安,居然聽見父親竟已過世。原來父親那天接到電話後,匆匆騎摩托車馬上出門去車站,想要趕赴拉薩接兒子。可是那天江水大漲,跛腳的父親連人帶車摔入急湍江水中,屍骨無存,連車都找不到。

難民接待站發現蔣揚是囊巴拉槍殺事件後的二度流亡者,幾個小時後立即召開記者會,記者們輪番而來,蔣揚機械式的有問就答,傷慟的他比一般難民被留在接待站的時間更長。蔣揚告訴我當時的煎熬:「老師,我哭,一直哭,眼淚不會停,我也不會吃飯,也不會睡覺,他們以為我瘋了。」像瘋了的蔣揚,直到三個月後才被帶到達蘭薩拉見到達賴喇嘛尊者,蔣揚說:「達賴喇嘛尊者要我到學校好好學習,他會為我祈禱,我才慢慢好起來。」

和其他西藏難民少年一起被安置在蘇佳兒童村學校讀書的他,除了於記者來賓參訪時回應關於囊巴拉新聞事件,兩年多來封閉自己,平素沈默寡言,不願和同學多說話。經過相處,囊巴拉蔣揚願意為我訴說他的憤怒與傷心:

 

當我一想到父母和妹妹,就會傷心,想為西藏犧牲。但想到就算我死了,對西藏沒有幫助。所以現在好好學習,我要做對西藏有幫助的事。

我父親不讓我念漢人學校,每天教我聖尊達賴喇嘛的事和宗教理論。我小時候上學時,有一天公安看到我脖子上戴著達賴喇嘛像,把我拉去角落問話,還打了我,把我的達賴喇嘛像摘下丟在地上踩。我傷心流淚,回家告訴我父親。父親很生氣拿了刀去找公安,此事鬧很大,我父親被抓了,判了五年牢。那時我十一歲。父親放出來後,我已了解西藏的情形,想去印度。逃到囊巴拉這個隘口時,中國邊防軍開槍殺人,我們只是小孩,沒做甚麼叛亂的事,只是想學習。

 

蔣揚告訴我他想為宗教奉獻。他愛上蘇佳學校的宗教課,愛在上課時提問。他喜歡宗教課所教內容,對宗教有興趣。他舉例告訴我,即使是六字大明咒雖然只佔宗教的一小部分,但是已具有廣大意義,更何況佛教所有教義。宗教的感動,使囊巴拉蔣揚願意為宗教奉獻。十八歲年輕的囊巴拉蔣揚,計劃兩年讀完蘇佳學校的語言班後,想要去德拉東的西藏職訓中心學習技藝半年,然後再去達蘭薩拉的政治犯團體「古居松Gu-chu-sun,即九、十、三),學當記者。他說:

 

囊巴拉事件使我害怕恐懼震驚,沒想過人民解放軍會開槍殺人,把人當成動物一樣令人生氣憤怒。想當記者是因為囊巴拉事件常常在腦海裡重現,記憶猶新,記者報導囊巴拉事件使我了解新聞記者揭露真相的力量,我想當為西藏真相說話的記者。

 

第一次訪談時,我從囊巴拉蔣揚眼中看到燃燒的憤怒,我想點醒這個看似沉默說起囊巴拉事件怒氣沖沖侃侃而談的大男孩,能否區分憤怒的對象,反問他如果他是邊防軍會怎麼做。他說:

 

我對中國邊防部隊殺人不滿,但不會對平民漢人不滿。如果邊防部隊軍人是中國人,我想那是無知,如果我是邊防部隊的藏人,我不會對藏人同胞開槍,穿越邊境只是想求學。

 

在初次訪談時,我已隱約觀察到隱藏在學生內心的思鄉情懷,訪談到後來我發現囊巴拉蔣揚尤其抑鬱最為嚴重。所以有機會就找他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來蘇佳學校說法祈福,學生表演西藏傳統歌舞獻給噶瑪巴時,校長邀請我參加,我找囊巴拉蔣揚隨身當譯者,我一有機會就找他我常找他說話囊巴拉蔣揚也常來找我提供論文資料,我倆也投緣,常常說話後來我要他多說一些他和父親的事情。他說了他這個康巴少年的坎坷:

 

我和我爸爸一樣,喜歡自己看書。父親坐牢時我十一歲,期間我輟學幫忙家計,挖蟲草加入劇團賺錢交給媽媽。父親出獄後我想去印度,父母不肯,我找親戚借五千五人民幣給帶路人,帶我偷渡,在囊巴拉被抓。前天海外藏人青少年來校參觀,他們對西藏家鄉和囊巴拉新聞事件好奇,每次外國人來,我都會被找去。我很願意去說,我要告訴全世界真相,中國對西藏不好,是活生生的見證。我想讓世界上所有人知道我爸爸是怎麼死的,中國邊防軍在囊巴拉是怎麼殺人的。

 

這孩子眼中都是仇恨。現在才十八歲,以後的日子怎麼過下去?

平常不和同學說話的囊巴拉蔣揚,雖然宿舍和班上同學都對他好,但是就是不想說話。當老師的我想打開他封閉的世界,試圖把他從囊巴拉事件拉出來。

 

我:不和同學說話,這幾天常和我說話啊,今天還來找我兩次,為甚麼?

蔣揚:和老師說話是我的責任。

我:原來你在統戰我。(我逗蔣揚)

平素不苟言笑的他露出難得的微笑,赧然不知如何回答。

我:蔣揚,父親和囊巴拉事件成就了你。他會死是因為父愛,父愛會死是因為中共,世人現在都知道囊巴拉,你父親沒有白死。

 

我當然明白蔣揚不是在統戰我,我知道因為一起共患難的友伴過世,相較之下他是在流亡的平安生活中,所以蔣揚想要挑起友伴的未竟之志,所以蔣揚要告訴全世界囊巴拉槍殺事件。也因為蔣揚傷慟父逝,所以他想為西藏做事的動力更強烈。因此我倆常說話,說到後來,囊巴拉蔣揚把我帶進他的生活圈,並嘗試扮演記者,實況報導他的初次偷渡行,我才知道原來在蘇佳學校共有三個囊巴拉槍殺事件的倖存者。囊巴拉蔣揚當起實習記者,為我報導第一次偷渡時,帶路人帶著他和拉薩路上結識的朋友慈仁(化名)偷渡時,患難見真情感人肺腑的故事。時窮節乃見,板蕩識忠貞,蔣揚這個善良的孩子,也懂得別人的善良。實習記者囊巴拉蔣揚報導時如是說:

 

慈仁和我在拉薩在等帶路人時認識,看見幾個小小孩和父母抱頭痛哭,我們想這麼小的孩子去印度很可憐,就對他們父母說,雖然非親非故,但是我們會代替你們照顧孩子,帶去印度的,不必擔心。一路上,慈仁一手牽一個,帶著兩個的小小孩,還背著他們的背包。偷渡到囊巴拉,開槍時,慈仁還不放手,答答答槍聲響起,兩個小小孩在哭說我不去,不肯再跑,慈仁強拉著兩個小小孩一起逃命,跑啊跑,小小孩跑到吐血。慈仁想吐血再繼續跑,小小孩還沒到印度就會先死了,才放手。我也帶著一個小小孩,他們都不肯跑,在高山上跑小小孩就吐血。三個小小孩和我都被抓。

我們很敬佩慈仁。有一天半夜過河,我揹著我的小小孩過去,慈仁揹著一個睡著的小小孩,大家走了一個多小時,已經深夜三四點了,慈仁發現少一個小小孩,他很著急回去找,那孩子蹲在水邊一直在哭。我們都很感動。

 

終於,囊巴拉蔣揚開口對我訴說他的心痛。傷心至極心就會痛,我們討論失去父親的哀傷與內疚帶來的心痛,那痛點在心口脈輪處遊走鑽營,愈是傷心心愈痛,那種心痛嚴重時逼使人不能吃飯不能睡覺,恍若行屍走肉,當心裡走不下去快撐不住時,連路都不想走,真想倒地就躺下去,永遠不必起來,不必再走路,不必勉強自己去活著。這孩子不和同學說話,離群索居,封閉自己,只肯打開一小縫隙在記者來賓前談他的囊巴拉新聞事件。父親的死,傷痛到極點,難以承受,憂鬱到心痛,蔣揚生病了,那是心病。心病,要去就醫。我留了一千盧比要他看藏醫,去吃Loong的藏藥

囊巴拉蔣揚,在執意的流亡中失去所愛的父親,他的傷慟需要協助,心痛曾想死的他,有憂鬱症的徵兆。西方的醫學,可以尋求醫療協助解除相關症狀,必要時也需要藉助心理諮商走出憂鬱。西藏醫學,則以風脈不調論症,可以吃Loong的藏藥。蔣揚需要有人和他說話,不必繼續封閉自己自苦。

我在訪談蘇佳學校的學生時,試著順便教導學生靈活思考。因為訪談,我和學生自治會會長索多、籃球健將右加、囊巴拉蔣揚常聚會,這三個十來歲年輕康巴青少年不但很配合訪談,還協助我把訪談內容寫下來。我也教他們判斷思考該給我哪些資料,索多會長提過他積極想對在印度出生的學弟學妹提振西藏民族心,我曾教他自治會可以努力的點:可以去想如何用不同方式來達到目的,比如集會時可以說,也可以去家庭說。不料在一旁的蔣揚聽進去了,而且我在蘇佳學校最後一個週末夜,他做到了。

那一夜在我住宿的14號家庭學生宿舍,蔣揚來陪我,一起仔細觀看囊巴拉槍殺事件記錄片。我和14號家庭32個成員及家庭宿舍仁增媽媽,還有鄰居15號家庭幾個男孩,一邊觀看影片,一邊聆聽蔣揚的旁白補充,片中的蔣揚是一臉想要玉石俱焚的仇恨。那一夜包括家庭媽媽共有15人是和蔣揚走同一條偷渡路線,播放囊巴拉隘口時,紛紛指著我的筆電螢幕激動在叫:「我就是走這裡!」「我也是!」「我也是!」蔣揚告訴這群有共鳴的孩子,他的爸爸是怎麼死的,眼中灼熱的仇恨滾燙欲嗜人,蔣揚模擬答答答槍聲的聲音裡滿溢憤怒,一屋子的同仇敵愾氣憤不已。孩子們還問他坐牢的事,捱餓嗎?挨打嗎?、、、孩子們問不停,蔣揚回答也一直說不停,他和走同一條流亡路的學生們說了很多的話。末了,蔣揚眼中忿恨的火苗漸弱,他環視四周的孩子們語重心長的說:

 

我因為囊巴拉槍殺事件有很多外國人贊助者,有的想帶我去美國,我不要。我想,出國我可以過好一點的生活,但是,我自己好有什麼用?我要留下來。我在達蘭薩拉不管做什麼,都能為西藏做事。

 

必須離開蘇佳學校的我,知道蔣揚把思鄉病藏在從不和家人聯繫裡,在蘇佳學校近三年來不敢打電話回家鄉給媽媽,從不連繫,怕連累他們。我安排囊巴拉蔣揚假日去處,希望他能得到家庭媽媽和朋友的關心。我要樂觀平和的右加去比熱定居點時帶囊巴拉蔣揚一起去逛逛,請仁增媽媽邀約蔣揚週日來14號家庭吃飯,還要蔣揚一定得去看藏醫。我在蔣揚班上上課時就交代談戀愛擇偶注意事項,要找藏族姑娘為良配,要選擇能吃苦、懂操持家計、願共患難的好女孩,一起共度人生的喜怒哀樂。捨不得流亡孩子受苦我,短暫的停留,很難做到什麼,只能盡力,但願我這個媽媽老師,能給我流亡異鄉的孩子們一絲溫暖,以慰鄉愁。

離開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我去參訪囊巴拉蔣揚想去的德拉東職訓中心,想弄清楚孩子們是否真的適合去這所學校。參觀後我鬆了一口氣,囊巴拉蔣揚等新難民學生若能來此校就讀,可以學習良好的技職教育,對日後在印度生存就業很有幫助。但是,我還是放不下生病的囊巴拉蔣揚,卻苦無合適的管道,難以聯繫。採訪第二代流亡藏人僧格時,囊巴拉蔣揚正好從印度蘇佳學校來電話。原來不是只有我會思念,他向廚工哥哥借手機,問我論文寫得如何。我要了廚工的手機號碼,急著打過去印度,我等這一天很久了。電話中我們同時急著問對方:「你過得好嗎?」我趕緊回說都很好,急著問蔣揚:「你呢?心還痛嗎?」

他說:「好多了。老師你離開那天,我輪值廚房切菜工作,所以不能去送行。老師,別擔心,我有去看過藏醫吃Loong的藏藥,也和右加一起去過比熱定居點,還常常和他一起去看電視,也有去14號家庭。」我追問去了14號家庭幾次?回我有八次。我算算時間,四個月去八次,平均兩週去一次。肯定有得到溫暖,可以了。

離開比熱蘇佳西藏兒童村學校時,相熟的孩子們:索多會長、右加、美真、丹美、中文社等幾個大孩子來14號家庭送行。14號家庭的孩子們列隊唱西藏國歌送我,末了大家大喊:「FREE TIBET!」獨缺囊巴拉蔣揚。我擔心這孩子怎麼了?還無法面對愛別離嗎?這四個月我常常想起這個有心病的大孩子,擔心他能不能走出傷慟。知道囊巴拉蔣揚依我安排看藏醫、出去玩、週末去14號家庭,我真是鬆了一口氣,這孩子終於從自我囚禁中踏出去了。

蔣揚說:「老師,醫生叫我去醫院開刀,昨天我去比熱定居點一間寺院問仁波切占卜,他說開刀的卦象比較好。我問:「生什麼病?開哪裡?開刀需要用到錢嗎?」蔣揚:「我也不知道。不是很清楚。經過仔細盤問,安排蔣揚和我相熟的師兄及陪同的譯者友人接上線,我要囊巴拉蔣揚若有重要事一定得說,他們必會轉知我。我們相約每一段時間,他先借手機找我,我再回撥。

最後還交代這孩子去學校圖書館看我送去的書,每一本書內頁我都寫上叮嚀:「讀西藏書、說西藏話、想西藏事、做西藏人」,並且要囊巴拉蔣揚轉知蘇佳學校的孩子們:大家好好生活、用功讀書、靈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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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瑪給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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